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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旦最牛班往事 在外吃饭李源潮总抢着买单


2012-11-20   作者:艾艾   来源:CC707.com  评论

10月底,哥伦比亚大学教授、统计系主任应志良又回国了,此次他特地来探亲。这是他四个月内第二次回国了。四个月前,他曾经回到复旦大学,参加母校78级数学系毕业三十周年聚会。

 高考恢复后,最初两批复旦数学系学生相继在1982年1月和6月毕业。他们中的大多数通过高考进入大学,而后选择出国、读研或创业。现在他们中的有些人已成为国内外知名大学教授,也有部分或在商界立足,或在各级政府机关任职。复旦82届数学系毕业生也因此被网友称之为“史上最牛班级”。

  1977年8月,学校里的老师通知应志良,国家恢复高考了,为了同学复习,许多课余活动都解散。

  在应志良曾就读的上海市龙山中学,物理和生物分别被称为工业基础、农业基础,老师上课也多用上海话教学。应志良至今记得的化学元素周期表仍是上海话版的。

  当时在毕业班就读的应志良,正好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复习参加高考,但在当年的第一届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中,他取得了参加全国比赛的资格并获奖。“竞赛题目从来没看到过,当时也不知道可以通过竞赛进大学。”应志良说。

  最终,全国决赛有57人获奖,其中25人来自上海。在当时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的动员下,这25人中的绝大部分进入了复旦大学。“我当时想过去北大,后来苏先生说去复旦,就去了复旦数学,只要有大学上就很好了。”就这样,他成了复旦大学78级数学系的一名新生。

  比应志良早半年入学的77级学生吴宗敏,上大学前在上海无线电八厂当工人,在机修车间维修空调、冰箱等。听闻高考恢复,吴宗敏产生了报考的念头。

  当时大型国有工厂,特别是电子行业的工人,是社会上最好的工作,稳定且待遇不低于“文革前”的大学毕业生。吴的同学家长劝他放弃高考,保住一份“铁饭碗”,避免毕业后被分配到外地。

  可吴宗敏还是觉得,这是人生中一件应该做的事情。“文革”开始时,吴宗敏还在上小学三年级,并无高中教材和练习资料。为了准备高考,他和同学只好向“文革前”的老高中生借,将资料抄下来复习。

  填报志愿前,吴宗敏只听说大学里有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中文、新闻等专业,也不清楚自己想读什么。当时徐迟关于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很受追捧,他又向技校里一位复旦物理系毕业的老师咨询了一下,最后将前两个志愿分别填上了复旦和上海交大的数学、物理专业。当时规定上海学生必须要填一所外地院校,吴宗敏便将北大的数学与物理填在了第三志愿。

  在上海无线电八厂,那年一共有4名学生考取大学。去复旦数学系报到的当天,厂里工人将大红喜报贴到吴家门口,给吴宗敏戴上大红花,一路敲锣打鼓送到了复旦。

  吴宗敏是第三个来到宿舍的,在他之前来的是李源潮。在复旦大学校友网上的一篇访谈录中,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曾回忆道,尽管1968年就参加工作,但十年来他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上大学,因此当高考恢复,他便瞒着父母和同事报了名。当时,李源潮是已有四年教龄的数学教师,高考当天,他上午请假去参加考试,下午回来继续工作。他只想要学好数学,毕业后继续当教师。

  作为恢复高考后最早的两批大学生,77级、78级学生的年龄情况十分复杂,包括已经工作多年的考生、应届高中生,甚至有跳级的学生,年龄差距可达15-20岁。但无论长幼,在十年的知识匮乏后,“希望上大学,并最终能考上大学的同学都是热爱学习的。”吴宗敏说。

  1980年代的复旦自修室和图书馆座位也很紧张,学生经常要去抢位子,实在不行,只能到防空洞改造的地下房间里去自修。入学时,寝室10点半熄灯,大家都觉得熄灯太早了。作为学生代表,李源潮专门找了苏步青校长协商,最终将熄灯延迟半小时。寝室熄灯以后,数学系的同学都到走廊上背英文,甚至自备手电筒学习。

  在学习上,大家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。在接受《南都周刊》记者采访时,现在仍在复旦数学系工作的78级学生邱维元对一次考试印象深刻:“第一学期的数学分析,我只考了78分,已经是班上最后几名了。那时候考不满80分就认为考得非常差了,不好意思了很长时间。”这也是他大学学习过程中,唯一拿到的一个低于80分的成绩。

  据吴宗敏回忆,“当时学生面对的功利诱惑比现在少,大家都安安心心做数学”。当时学校老师曾说,1949年之后,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勤奋的一届学生。

  当时的复旦数学系只有苏步青和谷超豪两名教授,现移居美国的中科院院士夏道行,那时在复旦也只是副教授,其余给学生上课的都是讲师。对于吴宗敏和李源潮这批学生而言,印象最深的还有当时的班主任孙芳烈老师和指导员杨浣明。

  在接手77、78级学生时,孙芳烈已经快40岁了,还有两个孩子,为了能更好地照顾这批学生,孙把小孩全托,随时随地和学生在一起,没事就来寝室聊天。在他的辅导下,吴宗敏所在班级在数学分析的考试中,14人获得满分,这件事甚至得到了苏步青校长的关注。

  在本科阶段,吴宗敏认为,他的成绩并不算班级里最好的。他偶尔会去询问班主任及指导员,他的成绩在班级里怎么样,班主任及指导员都告诉他:“你当然是最好的。”当时吴宗敏听了很高兴,同时也激发了学习的积极性。现在回想起来,他意识到,这是他们的教育方法:“他会使得每个学生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。”

  吴宗敏是恢复高考后,复旦大学出国留学政策的第一批受益者。本科毕业后,出于对学习热爱,他报名了研究生考试。在那份报名表的一个角落里,有一行小字写着:是否愿意作为出国留学代培生。开始吴宗敏没有填,他觉得出国是最优秀的人的事情,与自己无关。就在排队交表的时候,他和同学互相翻看彼此的报名表,有同学对他说,有人成绩不如你,他都填了。就这样,在交表前两分钟,吴在表上画了一个勾。

  通过研究生考试后,吴宗敏本想留在复旦数学系读研,没有想到学校通知他到德国哥廷根大学数学系去学习。那是中国教育部和德国签订的交流协议内容,连专业和导师都已经确定了。

  吴宗敏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到了导师Schaback的研究方向计算数学。一向不喜欢计算的吴并不满意这样的安排。当谷超豪先生在德国访问时,吴宗敏恳请谷老是否可以通过关系帮助换一下专业;谷老却认为,既然已经签好了协议,再换导师是对导师的不尊重。

  吴宗敏后来也想通了:“就像毛主席说的:共产党员好比一颗种子,把你放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。” 在1982年,复旦数学系一共派出了6名学生,分赴美、德、法留学。

  出国前,吴的母亲哭了出来,觉得儿子一走,天涯海角就好像是永别。“当时"文革"刚刚结束,出国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还不是很清楚,是福是祸都不知道,”吴宗敏说,“当时觉得,留学就是去读书,毕业了就该回来。”

  在工作分配制的时代,摆在留学归来的吴宗敏面前的,是五六个高校的聘书。他最终回到了复旦,因为在读博阶段,复旦的老师们在与他的日常联络中,都希望他能回来任教。在吴宗敏看来,上大学、读研、留学、再回国,这是很平常的一条路。

  与吴宗敏报名考研不同,在度过了“最幸福的本科四年”后,应志良突然接到通知,说系里面要找他谈谈。他当时并不知道,这次谈话会将自己送出了国门。“当时根本没想过出国,只知道留学回来的人都是很优秀的。” 应志良说。

  在那个年代,对于当时毕业生月收入不足50元的学生而言,25美元的托福考试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好在当时的出国留学手续常不齐全,语言考试也不是必须的,谷超豪先生为应志良写了推荐信,最终,应志良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了。

  离开刚从“文革”阴影中走出的上海,在哥伦比亚的宿舍里,应志良和同学第一次见到了家用冰箱。开始时,他们分不清冷冻和冷藏的区别,把牛奶放进了冷冻室。不过既然是“从落后地方到了发达地方”,应志良很快就适应了纽约的生活。

  从哥大获得博士学位后,应志良赴伊利诺伊大学任教。从中学生到大学教授,应志良觉得自己的这一切并没有什么计划,他用了“随机游动”这个统计学术语来形容他的经历。

  就在吴宗敏等人出国留学的时候,李源潮以他所希望的教师的身份留在了复旦。入学前就是党员的他,很快就成为了班级团支书,而后又是数学系的团总支书。“做了五级团的书记,做了五个单位的党的书记;就此,这个书记就没再离身。”李源潮在访谈录中说。<--page-->

  作者:南都周刊 (来源:南都周刊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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